古之所谓豪杰者，未必皆显赫于世。张良，字子房，韩国贵族之后，因亡国而立志复仇。然其行事，非徒逞一时之勇，亦非仅图一己之私。观其所为，实乃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之人。

夫以张良之才，若生于乱世，必能建功立业，封侯拜相；然值汉高祖刘邦崛起之际，则不得不屈居人下，甘为人臣。何哉？盖因其性情谦逊，不争名利，且深知“功成身退”之道。故虽有大功于汉室，却未尝居功自傲，反常怀忧惧之心，终得以善终。

尝闻张良初见黄石公时，受书三年，尽得兵法之精要。此非偶然，而是他平日勤学苦练、不懈追求的结果。后辅佐刘邦定天下，屡献奇策，如鸿门宴中力劝刘邦忍辱负重，保全自身；又建议刘邦定都关中，奠定汉朝基业。每遇大事，必先冷静分析形势，再提出可行方案，从不轻举妄动。

然而，张良并非一味顺从之人。当吕后欲废太子刘盈时，他敢于直言进谏，力保储君地位稳固。此举虽触怒权贵，却彰显出他忠心耿耿、刚正不阿的品格。试想，若无张良鼎力相助，汉初政局或将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张良晚年笃信黄老之术，修身养性，淡泊名利。他明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因此选择远离权力中心，过着清静闲适的生活。这种超然的态度，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综上所述，张良之所以被称为留侯，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智慧与才能，更在于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处事哲学。他教会我们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头脑，如何在功成名就之时懂得适可而止。这便是《留侯论》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