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继婚”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曾广泛存在，尤其在北方游牧民族和部分汉族地区较为普遍。它指的是在丈夫去世后，其妻妾被兄弟、子侄或其他男性亲属所继承的婚姻形式。这种制度虽在现代法律体系下已被废除，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法律、伦理与社会结构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

从法理角度来看，“收继婚”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家庭财产、宗族延续以及性别角色的特殊安排。在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制度下，女性被视为家族财产的一部分，其婚姻关系往往不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而是受到家族利益和伦理规范的约束。因此，“收继婚”本质上是一种以维护家族整体利益为目标的制度设计。

从法律角度分析，这种婚姻形式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例如，在《唐律疏议》等古代法典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收继婚”，但在关于丧妻再嫁、兄终弟及等方面的条文，实际上为这种婚姻形态提供了某种法律依据。此外，在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中，如蒙古、满族等，收继婚甚至被纳入正式的法律制度之中，成为维系家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然而，随着近代法治观念的引入和人权意识的觉醒，传统的“收继婚”逐渐被现代社会所摒弃。现代法律强调婚姻自由、人格独立与性别平等，认为婚姻应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而非基于家族利益或血缘关系的强制安排。因此，从现代法理视角来看，“收继婚”不仅不符合个体权利保障的原则，也违背了婚姻作为个人情感与责任结合的基本理念。

尽管如此，研究“收继婚”的法理意义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法律与现代法治之间的张力，揭示法律制度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适应社会变迁。同时，它也为当代法律在处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婚姻问题时提供了历史参照，促使我们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体权益与社会公平的平衡。

综上所述，“收继婚”作为一种历史上的婚姻制度，其法理内涵复杂而深刻。它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与法律逻辑的产物，也是推动现代法治发展的重要反思对象。通过对其法理的深入探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现代法律体系提供有益启示。